谢有顺曾赴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、意大利、以色列及台、港、澳地区开会、访问、讲学。
谢有顺经典语录句子摘抄：
90年代以来小说经验的核心内容是：历史传奇、日常生活和身体细节。这三者，几乎涵括了当代小说的大部分经验类型。历史传奇经由电视剧的传播和演绎，已经塑造出了巨大的消费群体；日常生活叙事，是把读者牢牢锁定在平庸的“现在”，它完全剔除了生活中的戏剧性和理想色彩，通过一种近距离的抚摩，让读者置身生活的洪流中感受生活的真实；身体细节则是对生活的进一步简化，它的书写目标是性和欲望，是私人的闺房经验，是夺目的消费看点，读者在这样的阅读中，既实现了自我关怀，也满足了窥视和猎奇的欲望。
我对自由有着天然的向往，对“左”的思想却有着本能的警惕。因为在中国语境里，“左”的事物无论挂着什么样的神圣招牌，都很容易滑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。
如今的民众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秩序中开始觅得一片微小的自由空间，就是从经济相对自由的状况下艰难地挤出来的，用所谓公正和民主的名义试图掐断这条自由的隙缝，那是残酷的。
一个人年轻的时候，要坚持一种理想，是需要有一些动力的。
语言丰富，则人生饱满；语言贫瘠，则人生寡淡；语言性灵，则人生优雅。很多古代文人之所以过着风雅的人生，就在于他们的生活处处都与优雅的汉语为伴，或吟诗作赋，或月下清谈。
空间和时间，过去和未来，写了人在巨大的宇宙面前的孤独、渺小、微不足道。
诗歌不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，但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多。
诗人要为另一种人生、为更多的生活可能性，站出来作证。因此，面对诗歌，诗人们不仅是去写作，更是去发现，去生存，去信仰。
一个专业的读者读一部作品要贴着语言来读。
正是权力体制改革之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，才导致今天经济改革领域中某些环节的失控，给“新左派”留下了攻击的口实。可我们总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块倒掉呀！
理想的批评境界是自由、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完美结合，同时兼具“文德敬恕”的美德，有价值的写作，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，把人心的温暖给人，真正的批评，使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，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。
对诗人来说，最好的“黄金时代”永远是现在，是当下。
一个理想的社会，最好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赞成派，也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反对派，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，既不是左派，也不是右派，而是创造派。
没有文学，我们的生活不可想象。
虚假不仅指矫情，煽情，做作，小题大做，或者故作高深不知所云，更是指作家没有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，或者无法使自已对现实的体验深入下去，以致在解答有关存在（现在的存在）的重大问题上无所作为。
在现实中，给我影响的人，更多的是一些渺小的人物，他们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，但他们的内心却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。
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，大地是宽广的，也是仁慈的，可以接纳任何的东西，哪怕是垃圾，也是它的养分。而城市，强化了这种对立，垃圾在城市，就真的是垃圾了。
诗歌或文学的存在，就是为了保存这个世界的差异性和丰富性——它所强调的是，世界除了我们所看见的那些，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这种可能性关乎理想、意义，关乎人心的秘密和精神的出路。离开了这些个别而丰富的感受，人类的灵魂世界将会变得粗糙僵硬，一片荒凉。
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，文学很容易就淹没其中，就连存在本身，也如同爱情一样，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消费品。
每个诗人都想准确地描述出灵魂苏醒之后的现实。从俗世中来，到灵魂里去。那些能够通过诗歌达到精神成人的诗人，他的灵魂一定是生动的。
人类远行太久了，家园的记忆已经淡漠，回去的道路也已经衰朽，我们一切的生存努力，都不过是在时间里，在天堂和尘世之间挣扎而已。真正的诗歌，既是朝向天堂的沉思，也是面对死亡的讲述。
有人说，消费的时代，文学不重要了，假如生活中没有了文学，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？延伸了生活是文学的一种根本意义。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可能，是文学，把我们的人生扩大、延伸、迭加。
这个以诗歌为耻的时代，正被一种实用哲学所驯服，被一系列经济数据所规划，被冷漠的技术主义所奴役。
那些广为流传的诗歌，之所以感动人，就在于它们都是写作者用心感受悲伤之后所发出的心声，没有伪饰，没有顾忌，他们是真正的有感而发。
叙事一旦挣脱语言和形式的羁绊，投身于历史传奇、日常生活和身体细节的书写，那将会迎来多少读者的目光。
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、创造梦想。谁都不能否认，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，才是真的人生。
在中国，不讲故事的作家有两种：一种是会讲而不一定讲；另一种是根本不会讲，只好玩语言、结构和形式，以掩饰自己的不足。
中国人的创造智慧是非凡的，只要不把它消耗在人际斗争中，必定会凝聚起巨大的力量。
如果有永恒的无法解答的问题，困扰人类和文学最久的，那就是时间。
要使一个公民具有真正的政治自觉、公民道德，单靠“新左派”空谈“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”，恐怕是难以实现的。因为过去的历史证明，在公民的心目中，对政治的关注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自由的诉求，它更多的只是一种防卫本能。
在中国，民众对政治的热情不是太少，而恰恰是太多了。衡量这一点，不一定看它的外在表现，也就是说，民众外面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事物的冷漠，未必代表民众真实的内心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是无奈的。
小说有一个优势，容易跟读者之间达成和解；诗歌呢，它和读者之间的对立，可以很尖锐。
散文当然也可用粗砺或炽热的语言来写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它的面貌应是平实的，朴素的。
人类，永远有难题，是我们的解答不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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