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大可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，也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。
朱大可经典语录名言
一大堆泡沫都浮在水面上，而有价值的，沉重的东西，它就沉在河底，你看不见它，甚至被淤泥所埋没，只有岁月让河槽干涸了，考古学家把他们发现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命运。
整个社会道德机制瘫痪的结果。国人的道德防火墙不仅没有更新，而且被卸载了。当然，腐朽的道德机制是应当被卸载的，尤其是对身体过多的禁锢。但道德自律的全面崩溃，却引发了另外的危机。
他们只是一些被商业激素催熟的果子，只能反映市场繁荣，不是文学繁荣。
“自由”是我们的基本权利，这个权利如果不被捍卫的话，任何文化先锋都是无法存在。
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，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兴盛期之后，注定要在21世纪走向衰败。这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后果。
娱乐的本质，就是把生命（存在）游戏化，它寻求的是短暂的快感和快乐，并悬置起痛苦、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。娱乐主义的信条就是“我乐故我在”。它要改变存在的根基，用感官愉悦的单一感受，去替换其他一切生命感受。正是这种快感的霸权，构成了消费主义帝国的最高律法。
当下中国社会人文环境非常恶劣。很多读者被残破的、充满偏见尤其是种族主义偏见的思想所控制，并以这样不健康的心智来讨论问题、看待社会。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，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，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。民族愤青是最缺乏文化安全感的群体。
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，远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重要。教养应当与独立、自由、正义、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，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。
长篇小说的互联网写作（写一段发布一段）方式，只能令写作被读者的意志所支配，而令作者丧失主体性。而没有主体性的文学，只能加速自身衰败的进程。
不存在所谓先锋的“可持续性发展”。只有伟大的先锋，却没有永恒的先锋。对于个人，只要曾经先锋过，这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。先锋是一种伟大的品质，但没有人能永远（毕生）占有这个头衔。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，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，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。
在“一切都在变坏”的时lizhaoxiang.com代，面对生存环境的“总体性危机”，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，为存在的焦虑所困，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。
中国作为点头文化的策源地，保留了跟“点头”语符对应的各种文化属性：奴性、附庸性、继承性、保守性、拒绝性等等，并由此构成晚期民族性格中的阴影。
文化批评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，它需要专业技术和技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文化批评家就是文化行业的鉴定师，其工作范围是对各种文化事件和“产品”做出准确的研判。
在先锋被市场和秩序收购的同时，先锋就退化成了一种姿态。这种姿态本身是无害的，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客厅里的消费品。
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，把无知当朴素，把暴力当革命，把失礼当率真，把低俗当可爱，把仇恨当爱国，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……
文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，写作过程应该是相对封闭的。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跳出这种限定性。假如你每天写一大段搁网上，然后有许多人跟帖对此说长论短，逼迫你根据众人的指点再做调整，以适应他们的口味。这种“双向写作”的结果，只能是作家丧失主体性，而沦为媚众的写作机器。
汉语的现代化依赖的不是作家，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译家，他们的贡献远远超出作家本身。
当下的中国文学，已经丧失了先锋性生成的基本生态，甚至连现实批判和底层关注的立场，也只有北村和阎连柯等少数几个作家在孤立地坚守。这是文学乃至整个汉语体系发生大衰退的时代。我们不幸生长在这个时代，并且注定要为它的衰败守灵。
文学没有英雄，但却有自己的好汉。
在年轻时代，我曾经是激进的先锋，这很自然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自身的激进和前冲的色彩正在变淡，这也非常自然。如果一个人到了八十岁还很狂热，这是很可笑的。我也不能老是扛着前冲的旗帜，走到人生的末路，那样会累死的。
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？它人间蒸发了，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，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，也就是市场和版税，而不是终极价值，甚至不是中间价值。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，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。
政府不可能被民众骂倒，但它却会被自己的丑行所拌倒。不要埋怨公知和百姓，也不要争议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，而是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检讨，并不断矫治正在腐化的官僚政治。没有公正的行政体系和正义的文官风格，就不会有良善守法的民众。如果弄不清这个因果逻辑，就不会有清廉的政治文明，也不会有“中国梦”的兑现时刻。
中国教育的关键问题，首先是弄错了教育目标：它要培养的究竟是顺从的小乖，还是独立、完整、健康的人格？其次是弄错了培养手段：它要用“应试教育”来培养听命于“标准答案”的傻瓜，还是要通过质疑、挑战和批判性思维来塑造创造性人才？
中国文学从这个文学到那个文学，又是伤痕、又是知青、又是先锋派、又是新写实，看上去很热闹，却没有完成作家的主体性人格的建构。作家不是成为政治工具，就是沦为商业门下的走狗。这种两极摇摆的现象，我称之为“跷跷板效应”。什么时候能走下跷跷板，成为真正独立的作家，中国文学就有重生的希望。
中国文化是断裂式的进化，每一次都回旋到原点，从零重新开始。
我内心有一个乌托邦梦想，即人类是一体化的，它拥有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世宗教，有一个共同的最高神，同时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，但又各自拥有自己独特而美丽的语言、风俗和艺术。正是这种乌托邦想象在推动我的写作。
文学正在像蛇一样蜕变，它失去了古老的躯壳，却利用新媒体，以影视、游戏甚至短信的方式重生。
复古就是对现实的不满，任何的对于过去的回忆都是出于对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不满。
山寨文化是后威权社会的必然产物，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，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。山寨版春晚是这方面的范例。它表达了民众对央视的轻蔑和挑战，并营造着一种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。在经历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之后，这种挑战正在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常态。
“奖”是一种坐席，不仅是荣誉，还是权力和利益链条的一部分。权力腐败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，文学场也不能免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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